前文论述过微博反腐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，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公民行使民主监督的法定权利，微博反腐中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及其衍生的知情权、监督权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。

非正式规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承担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，但是却可能造成多种法治缺陷，甚至可能使正式制度长期受到压抑，无法突破僵局。{24}20但在中国司法制度尚未完善的前提下，对调解的片面强调一方面弱化了司法权威，抑制了正式规则的主体作用。

转化有两种渠道，一是通过司法，在保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，灵活考虑具体情况。缺陷型法治不同于完全没有法治的情况，而是指法治已经开始发展，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存在缺陷的状态。{12}35但是在另外一些法治指数上，大陆和香港的法治状况相去甚远[8]。但正是在社会基础论的意义上，中国难题对中国的法治发展提出了深刻的挑战。这并不只是理论上忧虑，而是已经在现实中呈现。

但是，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，文化生成论只适用于非常偶然的情况，并不适合用来讨论当代转型国家的法治发展[3]。可以说，非正式规则的流行正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。[53] 故同其他价值一样，它们亦要通过功利主义的化约来促成其实现。

正义和生活世界的伦理通过家的化约，既可保证正义以及其他伦理借助政治权威有效贯彻，同时，还不会流失其伦理成分。二、家与自由的辩证关联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，是西方哲学上不曾认真对待或直接予以消极评价的命题。[39] I. Kant, Metaphysik der Sitten, 4. Aufl., Frankfurt/M 1982, S. 337.[40] 宪政结构有多种表达方式，基本的表达为：法律主体可通过此种国家权力对抗彼种国家权力，从而保障其私人自治领域。[44]可是，这一结构并非没有问题。

而且，我从我的家庭、我的城市、我的部落我的民族的过去继承了遗产、各种债务以及期望和责任，这些东西构成了我的生命，我的道德出发点，这也部分地是给予我的生命以自己的道德特征的东西。一个社会越是强调自由的行动能力，法律越是保护有能力者，社会结构将越容易失衡，表面上的资格平等在政治上就会沦为阶级对立和族群对立，经济上就会陷入马太效应的两极分化。

刑法上、民法上有着明确的完全行为能力、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区分，这种区分直接对应的是法律上的权能，主体有能力独立设定、改变或终止法律关系，譬如签订合同的行为。此种辩证关系可通过如下命题来表述：人从家而生，为第一肯定。故个体自由权除了防御国家权力侵犯之维度，亦还有向国家请求提供积极保护的维度，只是后一维度，已经超出了个体自由本身的理论根据。尤尔根?哈贝马斯：《论包容他者》，曹卫东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70页。

故个体自由价值根本无力独自完成整合政治体以及构建秩序的任务。只是这种保护和重视很大程度上出自经验习惯，而非理性自觉，这不仅不利于传统家价值的现代化和规范化，反会使得原有的一些弊端，如家长专制，死灰复燃父慈原则内涵丰富，但在现代理性意义上，这一法律规范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，由于既无法对个体理性产生信任，又由于传统的父爱更接近家长制（patriarchy），也无法得到信任，故通过现代理性和规范化之后，父慈原则成为一种社会公共理性的表达。一方面，兄弟姊妹的关联意味着，过往通过家来建构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犹在，[38] 另一方面，现代性的挑战则表现为，随着自由观念的侵入，兄弟姊妹长大成人，纷纷离家出走，人格获得充分解放。

在当代西方法学领域，家的社会功能最典型的表述是父爱主义。参见以赛亚?柏林：《自由论》，胡传胜译，译林出版社2011年，第173页。

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个体系化矛盾问题，但仅限于形式推理问题，而不是价值冲突，因为只需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冲突法则就可解决。每一种价值一旦取得支配一个人的权力，便倾向于自命为整个人类精神特质的独一无二的僭主，代价是牺牲其他价值……。

而麦金泰尔对个体自由的反对：我们都是以一个特定社会认同的承载者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环境。当然，施米特基于西方传统并没有详细论述这一思维方式。[15] 如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故事中所包含的弑父情结，成为西方现代自由精神对抗家长专制的文化基础。[43] 自由与法律强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，这种对立背后则是普遍的自由资格和主体能力不均衡之间的断裂。这颇具中国特色的一款意味着，在人口问题上，既非个体，也非社团，而是家作为人口的基本生产单位与组成单位。[42] 在这个意义上，自由作为普遍的法治原则包含三重彼此限制的意涵：1）自由作为资格：自由是一种共同体内部的成员资格。

二、家与自由的辩证关联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，是西方哲学上不曾认真对待或直接予以消极评价的命题。参见陈端洪：对峙：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，《中外法学》1995年第4期。

家就此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思维根据，也是化约其他价值和范畴的基本单位。否则，宪法所规定的抚养和赡养要么只是一种伦理价值的同义反复，要么沦为自私自利者的口实。

1. 家与自由原则在宪法中的两难宪法乃一国之根本法，居于法律体系的顶端，具有辐射法律体系全局之最高效力。可是，从家观察，消极自由仍旧不是没有问题。

[60] 就此而言，富有争议的父爱主义从一种思维变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，已是一种法律实践中的现实。首先是从家而生，原初人类生活无不采行家长制，如父（母）系氏族社会，未加反思的接受此一纯粹自然生成的家模式。卢梭继承了博丹的超个体主权观念，但也洞见到自由乃人之天性。总之，自由一旦成为具体国家立法的精神基础，尽管其声称每个人皆享有自由，但由于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人存在尺度的完整把握，法律秩序要么成为自由与强制对立的线性结构，要么变成依赖于成年理性支配的专制秩序。

[47] 于是，道德心的成长与现代西方理性哲学的矛盾为人所忽视，越是有意识地通过理性提高伦理能力，如康德以来的伦理学基本方向，越是沿着理性构建的力学方向走的越远，道德心，对于非理性和弱理性者的道德心越是退化，结果必然是伦理建设的南辕北辙。[13] 参见赵晓力：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，《文化纵横》2011年第2期。

[31]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，都努力将家庭与城邦相区分，只有城邦才能对应政治生活的公共性，而家庭这种古老的、自然的生活方式束缚了公共生活，使得政治无法充分的展开。对于每个法律主体来说，自由所针对的只是个体生命存在中的一段。

因此，就自由与家之间的立法冲突来说，赋予家与自由同等的正当性地位至为重要。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第176页。

2. 现代法治内涵的双重结构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体的合法性根基，当代世界各国无不在宪法中加以明确规定。辛亥革命以来，革命与改革烽烟不断，但从始至今，家思维一直都是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。不过，在他看来，三种价值之间只是何者优先而非取代的关系。家观念是对应于其他诸如个体观念、集体观念而言的一种思想形式。

[48] Ulrich Thiele, Die politische Ideen.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, Wiesbaden 2008, S. 158.[49] 社会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最早由1919年的《魏玛宪法》所规定，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则为法学理论和各国立宪实践广为接受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想要通过金融的互助功能来替代家庭的经济互助并非易事。

对于秉持家观念的中国人来说，家与自由之间并不必然要以敌我的姿态来决定取舍，二者完全有可能通过相互扬弃的包容与竞争，化解自由之戾气，提升家庭进步之力量。对于这个差别典型的例子是劳动权，若将对于每个人都普遍有效的劳动权作为义务来理解，就变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义务，即每个人都有义务保证其他人享有工作权利、找到工作。

[22] 现代以来，西方思潮所观察到的人，形式化之外添加了理性这一内涵，结果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，也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，无不是只截取每个人生命中理性成熟的一段或一个侧面。如果说现代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整合，诸价值虽有冲突却仍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多元统一，那么，我国现实中发生的诸价值碰撞绝不限于此，延续至今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对立和冲突。